摘　要：普通高等學校專升本考試是高職(專科)學生升入普通本科或職業本科高校的一種選拔性教育考試。它是連接高職(專科)和本科教育的橋梁，在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拓寬大學生就業渠道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專升本考試歷經20余年發展，考試形式呈現多元化趨勢，目前有省級統一考核、院校自主考核、省級統一考核+院校自主考核和免試入學4種模式。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教育水平提高，其制度的局限性日益突出，主要表現為考試模式與“文化素質+職業技能”評價要求不相符、與高職(專科)院校的培養模式脫節、職普融通培養銜接不暢等問題。為破解發展困局，應從探索“文化素質+職業技能”評價方式、提高考試科學性和調動生源院校主動性等方面推動改革。

　　關鍵詞：專升本考試;職普融通;新職教法

　　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的關鍵期，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是滿足國家高質量發展和社會高質量就業的迫切需求。近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高技能人才培養，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統籌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協同創新，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1]，這是黨中央全面部署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的重點舉措，體現了黨和國家對職業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的新要求，為今后一段時期的職業教育評價改革提供了指導依據。

　　普通高等學校專升本考試(以下簡稱“專升本考試”)是高職(專科)學生升入普通本科高校、職業本科高校的一種選拔性教育考試。深化專升本考試內容與形式改革是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關于職業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式，是推進《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中職普融通改革的重要途徑，也是構建縱向銜接、橫向溝通人才成長立交橋的重要舉措，對我國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等方面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發揮著重要作用。

　　2020年，為穩定大學生就業形勢，教育部擴大專升本考試招生規模至64.8萬人，同比增加32.2萬人。2021年，專升本考試招生計劃升至81萬人[2]。自此，全國各省(區、市)紛紛出臺增量措施。以江西為例，2020年招生計劃由2019年的數千人猛增至3萬;河北招生院校數量逐年增加，2023年數量達到49所，占該省全部本科院校的80.33%。一方面，專升本考試持續升溫，涉及的考生及其背后的家庭逐年增多。另一方面，針對專升本考試的研究尚集中在國家或某一省份的政策解讀、某一考試科目的研究、專升本考生學情等方面，對該考試綜述和改進策略的研究相對較少，勢必會影響對高職(專科)學生培養模式的科學探索，影響職普融通改革進程。因此，加強對專升本考試現狀、問題、策略的研究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1、專升本考試的歷史回顧

　　20世紀末，我國處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實現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的關鍵時期。為構建與市場經濟體制和教育內在規律相適應、不同類型教育相互溝通、相互銜接的教育體制，為學校畢業生提供繼續學習深造的機會，中共中央、國務院于1999年發布《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指出“職業技術學院(或職業學院)畢業生經過一定選拔程序可以進入本科高等學校繼續學習”[3]，標志著作為選拔工具的專升本考試應運而生。此后，31個省(區、市)紛紛開始試行普通高校全日制專升本教育，并組織專升本招生考試。

　　2006年，教育部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關于編報2006年普通高等教育分學校分專業招生計劃的通知》，對專升本考試進行了規范[4]。一方面，要求各地普通專升本教育的招生規模要嚴格控制在當年省屬高校高職(專科)應屆畢業生人數的5%以內。另一方面，要求“985工程”和“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獨立學院和民辦院校原則上不舉辦普通專升本教育。

　　2020年，教育部提出擴大專升本考試招生規模，并印發《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等學校專升本考試招生工作的通知》，保證各省(區、市)招生工作的順利實施[5]。河北、江西、廣東、江蘇等地紛紛做出積極響應，進一步擴大招生人數和招生院校，部分省份錄取人數甚至達到上一年的數倍。持續增加的報考人數和錄取人數反映了我國對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也反映出人民群眾對優質高等教育的訴求，這些客觀現實促使江蘇、江西、福建、四川等省(區、市)對專升本考試進行改革調整。以四川為例，2021年出臺專升本調整方案，從2024年起該省專升本考試將全面實行統一報名、統一命題、統一考試、統一評卷、統一錄取，同時對學生報考條件進行限制，考生報考資格除要求思想政治素質優良、身心健康外，還需依據其專科階段專業成績在本校的排名，要求不低于本校同年級同專業(專業方向)的前40%[6]。

　　2、專升本考試的實施情況

　　專升本考試經歷20余年的發展，考核形式呈現出多元化發展趨勢。根據31個省(區、市)專升本考試現行政策文件，目前共有省級統一考核、院校自主考核、省級統一考核+院校自主考核和免試入學4種模式。

　　2.1 省級統一考核

　　省級統一考核是由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負責制定專升本考試招生政策，省教育考試院負責具體實施，主要包括報名、命題、制卷、考務、評卷、錄取等環節，共有河北、山東、福建等19個省(區、市)采取該模式，占31個省(區、市)的61.29%。省級統一考核包括只統考公共課和統考公共課+專業課兩種。公共課一般選取政治、英語、高等數學、大學語文、信息技術基礎中的1-5科作為考試科目(每個考生參加其中的1-4科考試)，專業課通常按照本科13個學科門類或專業設置11-144科專業課作為考試科目(每個考生參加其中的2-4科考試)。

　　采用只統考公共課模式的包括山東、陜西、浙江等6個省(區、市)，占31個省(區、市)的19.35%。以浙江省為例，考生根據報考專業所在的招考類別確定考試科目，招考類別為文史、法學、教育、藝術的考試科目是大學語文、英語，招考類別為理工、經管、農學、醫學的考試科目是高等數學、英語，每科滿分150分，總分300分。錄取時先由浙江省教育考試院劃定錄取最低控制分數線，再按招考類別分別對考生總分排序，由高分到低分按考生志愿(高校+專業)投檔錄取。

　　采用統考公共課+專業課模式的有河北、福建、江蘇等13個省(區、市)，占31個省(區、市)的41.94%。以江蘇省為例，專升本考試總分500分，高等數學(大學語文)150分、英語(日語)120分、專業綜合基礎理論150分、專業綜合操作技能80分，采用“1+1+1+1”模式，其中第一個“1”代表統考公共課，考生根據報考專業所在的19個招考大類確定考試科目為150分的大學語文或高等數學。第二個“1”代表外語成績，英語(日語)實行以證代考，分數按《江蘇省普通高校“專轉本”選拔考試改革實施方案》的規定折算計入，折算公式為A1×17%，A1為考生專科學習期間歷次全國大學英語四級考試的最高成績。日語成績按照全國大學日語四級考試成績折算計入總分，折算公式為A2×120%，A2為考生專科學習期間歷次全國大學日語四級考試的最高成績。第三個“1”代表專業綜合基礎理論。第四個“1”代表專業綜合操作技能。錄取工作實行院校具體負責，省教育考試院監督的機制，對參加統一選拔考試并達到省最低錄取控制分數線的考生，省教育考試院根據平行志愿投檔分數優先、遵循志愿的原則，按考生報名時選擇的專業大類、統考科目和總成績從高分到低分排序，依次檢索考生所填A、B、C、D、E、F、G、H平行志愿或A、B、C征求平行志愿投檔錄取。

　　2.2 院校自主考核

　　院校自主考核是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將考試招生權下放至各招生院校，由招生院校負責公布考試招生簡章。目前上海、湖南、青海等3個省市采取該模式，占31個省(區、市)的9.68%。以湖南省為例，2023年專升本考試招生繼續由各招生高校自行命題和組織考試，省教育考試院按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試相關規定制定命題、組考工作細則，指導督促各高校執行統一規定，加強考務規范管理。如湖南農業大學將考生種類分為“湖湘工匠燎原計劃”、退役大學生士兵、普通計劃和脫貧家庭(原建檔立卡貧困家庭)3種，其中，“湖湘工匠燎原計劃”考生和退役大學生士兵按照學校組織的職業適應性或職業技能綜合測試成績確定錄取名單，普通計劃和脫貧家庭(原建檔立卡貧困家庭)考生根據文化課考試成績確定錄取名單[7]。

　　2.3 省級統一考核+院校自主考核

　　省級統一考核+院校自主考核是由省教育考試院負責考核公共課，招生院校自主加試專業課。北京、廣東、四川等8個省(區、市)采取該模式，占31個省(區、市)的25.81%。以四川省為例，公共統考課指滿分為100分的大學英語和計算機基礎，加試科目由招生院校自主決定。如西南科技大學與綿陽城市學院、吉利學院及四川工業科技學院四校聯合開展的2023年專升本工作，采用“統考科目+加試科目+綜合測評”的考核方式。除統考科目外，理工農醫類專業加試高等數學，非理工農醫類專業加試大學語文，綜合考核測評學生學業、能力素質和獎勵處罰3方面內容。學生填報志愿時，要求將西南科技大學作為第一志愿學校，將綿陽城市學院、吉利學院及四川工業科技學院作為調劑志愿學校，招生院校按照考生總成績(筆試成績平均分×60%+綜合評價×40%)由高到低排序，依次錄取[8]。

　　2.4 免試入學

　　免試入學是在省級教育行政部門領導下，各高校擇優推薦或部分優秀學生免試入學。廣西壯族自治區采取推薦入學方式。各高校按照擇優錄取、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根據學生在校期間所有考試(查)科目平均成績排名的先后順序，在自愿報名基礎上進行選拔。推薦人數為國家高水平高職學校和高水平專業建設計劃建設單位、廣西高水平高職學校建設單位、本科層次職業院校和高等專科學校一般不超過應屆畢業生的30%，有高職高專應屆畢業生的普通本科高校、廣西高水平專業群建設單位(高職院校)一般不超過25%，其他高職院校一般不超過20%。

　　全國大部分省份在原有考試錄取模式基礎上增設了免試錄取通道，主要對象為優秀退役軍人和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對優秀退役軍人的免試要求主要根據《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高校學生參軍入伍工作的通知》和教育部發布的《關于做好2021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的規定執行，普遍要求是榮立三等功及以上獎勵的退役軍人，在完成高職(專科)學業后，免試入讀普通本科。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免試要求標準不統一，通常要求是在國際、國內職業技能賽事上取得相應名次。例如，陜西要求是在世界技能組織主辦的世界技能大賽中獲獎的普通高職應屆畢業生。山東要求是專科學習階段，作為中國國家代表隊選手在世界技能大賽中獲獎或在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獲一等獎的高校應屆專科畢業生。湖南要求是在高職(專科)就讀期間獲得世界技能大賽、中國技能大賽一類賽和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一、二、三等獎的應屆畢業生或省級職業院校技能競賽、職業技能大賽一等獎、中國國際“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金獎、銀獎的應屆畢業生。

　　3、專升本考試的發展困局

　　專升本考試作為重要的人才選拔方式，在黨和國家的統一領導下，在各省教育行政部門的實踐探索中形成了具有各地特色的考試模式。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教育整體水平的提升，現行專升本考試發展困局日益凸顯。

　　3.1 現行專升本考試模式與“文化素質+職業技能”評價要求不相符

　　教育部高校學生司《關于做好2023年普通高等學校專升本考試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省需完善“文化素質+職業技能”評價方式;但實際上絕大部分省(區、市)對文化素質的評價方式主要依賴公共課和專業課考核，職業技能評價僅考核專業課，缺少相關的實操技能考查，考核方式較為單一。這種形式不僅使招生中的“唯分數”現象泛濫，也阻礙了招生多元化的積極探索[9];實際操作考查的缺失不符合教育基本規律，也不利于學生成長成才[10]。當前僅考核公共課和專業課的紙筆測試模式，顯然與國家規定的“文化素質+職業技能”評價要求不相符。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紙筆測試、“唯分數”模式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需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觀評價導致的公平性、公正性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單一的紙筆考試更易組織實施、效率較高的考慮。雖然，教育研究界更希望專升本考試通過多元化評價方式選拔優秀人才，但在實施過程中實操技能等評價方式的缺失實際上影響了考試的公平、公正和人才選拔效度。

　　3.2 專升本考試現有模式與高職(專科)院校的培養模式相脫節

　　應屆高職(專科)畢業生作為專升本考試的主體生源，在學校主要進行專業知識和職業技能的實訓學習。2022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簡稱“新職教法”)也要求“高等職業學校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采取文化素質與職業技能相結合的考核方式招收學生……引導職業學校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11]，反映了國家人才培養結構的變化，意在引導高職(專科)院校更加注重對學生職業技能的培養。然而絕大部分省(區、市)專升本考試現有考核模式仍以公共課、專業課為主，與高職(專科)院校側重職業技能培養的教育模式相脫節。

　　專升本考試的公共課考核主要為政治、英語、高等數學等文化基礎課，而對于包羅萬象的文化素質而言，簡單通過紙筆測試考核1-2門文化基礎課，僅憑分數高低并不能全面評價考生文化素質的高低。

　　此外，專升本考試的專業課考核主要以專業基礎課或專業綜合課為主，突出知識性考查，目前幾乎沒有專門進行職業技能實際操作的考查方式。筆試對陳述性知識的考查效率固然值得肯定，但無法真實評價考生的實際職業技能水平，這反映出當下專升本考試體系設計對高職教育特點和特殊性認識的不足。考試具有指揮棒作用，職業技能考核的缺失必然影響實操層面的技術創新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職業技能操作水平高的考生有可能并不能在筆試中獲得理想成績，升入本科院校。雖然，江蘇等省(區、市)已經在職業技能評價方式上進行了探索，但操作技能滿分僅80分，對于總分500分的專升本考試來說顯得過于單薄。

　　3.3 職普融通培養銜接不暢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提出要“深化職普融通，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高層次學徒制，完善與職業教育發展相適應的學位授予標準和評價機制”[12]，新職教法也強調要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11]，但現有教育資源尚且無法滿足職普融通要求。

　　首先，專升本考試本應積極發揮考試的導向作用，搭建職普融通橋梁，促進本、專科人才培養銜接。但現行的專升本考試模式只考慮到考生升入本科院校能否順利銜接本科教學進度，忽視了其在專科階段尤其是技術操作方面的學習內容，這種方式顯然不利于職普融通接續培養。

　　其次，職業本科高校的資源相對較少，而應用型本科高校轉型普遍不夠徹底。事實上，除了新建的應用型高校外，很多地方本科高校有的整體轉型、有的院系部分轉型，這些本來習慣于學術型人才培養選拔模式的高校既很難擺脫學術型人才選拔的慣性，也很少積極探索適合技術技能人才選拔的科學方式。在學校硬件設施不足、師資力量難以勝任技能考試的困境下，繼續用專業理論考試選拔學生的風險相對較小[13]，但也導致了職普融通銜接不暢的狀況。

　　4、專升本考試的破局路徑

　　為解決上述問題，充分發揮專升本考試在人才培養選拔、職普融通等方面的作用，將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統籌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協同創新，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1]等相關要求落地落實，本文提出3個方面的解決辦法。

　　4.1 探索“文化素質+職業技能”評價方式，完善多元評價體系

　　目前，專升本考試以統考分數作為錄取的主要依據，但分數并不是評價的唯一選擇，質性評價同樣重要。根據國家要求的“文化素質+職業技能”評價方式，專升本考試不僅要重視夯實學生職業發展基礎的知識、方法考核，還要突出職業教育特點，加強基本素質、基本技能和實際操作考核，可從以下3個方面推進改革。

　　第一，創新考核和錄取方式。專升本考試可以參考技能大賽等方式進行設計，如第四十四屆世界技能大賽時裝技術賽項要求選手完成立體造型制作、服裝系列設計制版、服裝設計制作和服裝裝飾設計5個考核模塊，這些內容涵蓋了服裝設計、制版、制作以及裝飾的完整過程，是選手“在真實工作情境中整體化解決綜合性專業問題的綜合職業能力”[14]的表現。專升本考試既可以學習借鑒技能大賽的考核方式，也可以優化免試入學錄取方式，落實教育部“對相關職業技能大賽獲獎或取得相關職業技能等級證書的考生，報考相關專業可免予職業技能考試”[15]的要求，鼓勵更多想升學深造的學生加強對職業技能的訓練，為培養更多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提供更加廣闊的升學通道。

　　第二，探索證書加分措施。《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提出，“對接受職業院校學歷教育并取得畢業證書的學生，在參加相應的職業技能等級證書考試時，可免試部分內容”[16]。在產教融合辦學趨勢下，高職院校也要求學生取得雙證書(學歷文憑和職業資格證書)，這種方式強化了學生職業技能的培養。因此，專升本考試可以探索證書加分措施，提高高職院校對職業技能的重視程度、培養力度，實現學生實際操作技能的真正提升，使專升本考試在技術轉化吸收的“最后一公里”中發揮重要作用。

　　第三，引入過程性評價。專升本考試生源主要包括普通高職(專科)應屆畢業生、退役大學生士兵、基層在職人員等群體，多樣化的考生群體需要多元評價方式。與終結性評價相比，過程性評價更加多樣、內容更加豐富，有利于更加全面、客觀、公正地評價考生[17]。因此，專升本考試不應以終結性考試成績作為唯一評價標準，可以結合考生在校綜合測評表現、資格證書等級、技能大賽獲獎成績等，依據統一評價標準，折合為分數計入錄取總成績，建立起終結性、過程性和表現性評價相統一的多元評價方式。對于退役大學生士兵、基層在職人員也可結合其工作表現、獎項和榮譽等情況計入總分。

　　4.2 依托先進理論和技術手段，提高專升本考試科學性

　　第一，推進教育考試命題方式數字化轉型。針對專升本考試在文化素質考查方面通識性要求高、涉及范圍廣、考生體量大的特點，可以借鑒國家題庫2.0經驗，創建專升本考試試題素材庫。同時，也可以通過管理升級和技術創新進行功能拓展，創建試題查重軟件、試卷排版校對等軟件，以及探索難度預測、相似題判定等技術，輔助減少有可能產生的命題風險，做到精準服務命題，提升命題效率，促進考試公平[18]。

　　第二，運用整體效度觀理論指導評價。科學有效的技能評價方法是保證技能評價結果真實、可信的前提，只有符合教育測量相關質量標準的技能評價方法，在評價技術上才是科學的、可信的，評價結果才具有現實意義。而缺乏教育測量理論(如效度、信度理論)指導的評價過程，將無法保證評價的可信度和科學性[19]。隨著整體效度觀理論的提出，目前已形成一種基于證據或論證的效度驗證方式，對整體的效度進行驗證，更為關注評價方法及評價結果使用的有效性[20]。目前，這種效度驗證方式已有成熟理論和實踐研究，可將其引入“文化素質+職業技能”的專升本評價中。

　　4.3 調動生源院校主動性，發揮招生院校主體責任

　　第一，提高生源院校的積極性。教育行政部門要合理放權，給予生源院校更多自主權，將考生的在校表現作為錄取的重要依據。同時，可采取院校推薦的報名方式，取得推薦資格的考生方能參加考試。合理放權可以提高生源院校對學生培養管理能力，防止發生學生只學習專升本考試課程而忽視正常教學課程的現象，維護良好教學生態。同時，還能進一步結合院校特點，圍繞國家發展戰略和經濟社會需求創新人才培養模式，促進培養方案出臺，造就更多國家需要的現代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人才。

　　第二，增強招生院校的主體責任。招生院校是招收專升本考生并進行培養的責任主體，在專升本考試模式、內容上提出專業、科學的政策建議，在錄取時部分招生院校可以進行技能加試，以期選拔出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同時，招生院校要結合生源院校教學實際和生源受教育情況，完善人才培養方案，合理分配資源，突出職普融通接續培養的連貫性，堅決落實新職教法中“堅持立德樹人、德技并修，堅持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堅持面向市場、促進就業，堅持面向實踐、強化能力，堅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11]的人才培養要求。

　　5、結束語

　　推進專升本考試發展，落實職普融通要求任重而道遠，需要教育行政部門、招生考試機構、高等學校等多方力量共同努力。教育行政部門要嚴格落實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聽取高等學校和考生訴求，出臺指導意見，合理放權，給予高校更多自主權。招生考試機構要加強風險防控和保密措施，在維系考試公平公正、防止失泄密事件發生的基礎上，根據先進理論和技術手段，探索“文化素質+職業技能”評價方式。高等學校要制定專門的人才培養方案，確保職普融通有序銜接、貫通培養。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提高專升本考試的科學性、公平性、時代性，才能為國家培養造就更多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國工匠。